“认罪认罚无碍重判”，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

■ 社论

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排除在法定豁免范围，更有利于打击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罪，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。

刑事诉讼法新司法解释出炉了。据报道，2月4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，发布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，并自3月1日起施行。发布会上，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、刑一庭庭长沈亮表示，对于社会影响恶劣、各界广泛关注的案件，如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挑战法律和社会伦理底线的严重犯罪，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，该重判的仍要坚决依法重判。

这一最新司法动向，看起来似乎与新修订刑诉法有抵牾之处：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，愿意接受处罚的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”，但其实不然。最高法此举于法有据、自有深意，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对现行认罪认罚制度作出规范调整，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排除在法定豁免范围，更有利于打击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罪，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。

从法规依据看，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，并未偏离认罪认罚从宽立法精神。审视刑诉法有关条款，明确规定的是，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情形，“可以”从宽处理而不是“应当”。从立法修辞来说，“应当”属于强制性规范，而“可以”则带有选择性。

具体能不能从宽处理，法律将自由裁量权赋予了司法审判机关，让其有权根据案件的性质、危害社会的轻重、主观恶性的大小、影响恶劣的程度，决定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是否“网开一面”。

必须看到的是，性侵未成年人犯罪，是在所有刑事犯罪中，性质最为恶劣、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。将罪恶黑手伸向未成年人，毒害的不仅是孩子脆弱的身体，更给他们的幼小心灵留下永久性创伤，这会毁掉一个孩子的明天，也会毁掉一个家庭的幸福。是以，纵观各国立法，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也往往是“区别以待”、重刑伺候。

我国法律严格保护未成年人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，“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”；新近实施的民法典规定，“遭受过性侵害的未成年人，成年后可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”；刑法明确，“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”，对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犯罪，“情节恶劣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”；在司法实践中，更强调“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，一般不得适用缓刑，一般不得假释”。凡此种种，都体现了立法、司法的态度和决心。

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从试点到推行，固然在强化人权司法保障、提升诉讼效率、化解社会矛盾、减少社会对抗上，发挥了重要作用；但如果不加甄别、一体从宽，既有让恶性犯罪“漏网”之嫌，也有违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精神。比如，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公布的一起强奸案，成都1名六旬男子利用教养关系，对不满12岁女童奸淫7次，因该男子投案，法院认定其有自首行为，故酌情从轻处罚，被判七年十个月。这样的“依法从宽”，就引来业界和公众质疑之声，值得特别警醒。

司法正义永远高于效率。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挑战法律和社会伦理底线，决不能游离于刑罚严惩之外。最高法出台新司法解释，明确“该重判的仍要坚决依法重判”，以“二次立法”形式修补法律漏洞，释放出高压震慑、严惩不贷的强烈信号，有利于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，切实呵护未成年人更安全地成长。